2023年10月28日 星期六

新書介紹:仏教信の問題 (華嚴教學中信的位置之2.3)

 

編者:日本佛教學會

語言:日文

出版年:1977

出版社:平樂寺書局

館藏位置(分類號)735





華嚴教學中信的位置

 

二、說主文殊

 

    當然,本《經》不是採取所謂佛金口說法的形式,而是採用令佛弟子‧菩薩讚佛,說法。先前闡明「普光法堂會」之會座的位置,接下來值得關注的是說主者誰?在初會「寂滅道場會」中最早出現的菩薩是普賢。普賢作為與會菩薩眾中的上首而最先登場,使人馬上了解本《經》的立場和目的﹝是以普賢為主﹞。《經》中提以普賢為上首之諸菩薩「皆是盧舍那佛宿世善友」,也是為了讓人知道普賢具有說主本身的任務,顯然普賢代表一切菩薩讚佛。接在普賢為說主的「寂滅道場會」後之「普光法堂會」的說法主則是文殊,因此要討論二者的關係。總之,如果從整部《經》來考察的話,普賢、文殊如何登場可以說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若縱觀第一部經典﹝六十華嚴﹞到第七會,﹝說主是﹞普賢文殊普賢順序說法。又,同樣地普賢文殊普賢的順序在「入法界品」即第八會也就是第二部經典﹝八十華嚴﹞「重閣講堂會」也是如此。亦即本經是以這二位菩薩的精神為基礎,以人的形式出現,並按照這個順序使人了解華嚴精神的奧理如何具體展現。在此經中,普賢有文殊作後盾,即有文殊無所不在地指導普賢行,不管這部經多龐大,作為其基礎的是二位菩薩的精神。又若能確認菩薩登場的順序,便自然能領會本經的意圖是試圖開顯什麼了,顯然這是一部為了開顯普賢行的經典。而今於此討論的部分是——為了開顯普賢行之——經典中的文殊及其立場,這部分直接關係到在「普光法堂會」之文殊。這時最應關心本經普賢、文殊、普賢依序所展開的角色,如果在本經中如此注意到二位菩薩的關係,就能令後面「入法界品」中文殊的活動非常容易理解,考慮到這一點,我想澄清文殊作為「普光法堂會」說法主的意義。

 

    在「普光法堂會」中,何故文殊先被擺放在說主的位置?

    本來文殊就被視為是大乘空智‧般若智慧的象徵。作為大乘佛教教理發展中心的是空智‧般若智,因此,文殊必然是智慧的象徵。又,根據佛法教理,使普賢、文殊二位菩薩對應時,也能看到普賢顯示理、行,文殊顯示智、慧。智慧的文殊在「普光法堂會」成為說法主,可知其馬上說示信,自然有特別的意義。如前所示,本經﹝說主﹞普賢文殊普賢依序這樣展開,從文殊到普賢,文殊以普賢的法界為背景而出現,普賢行又藉由文殊而開顯,本經普賢位置比文殊優越,也能從這層意義理解,即因本經原來的目的整個是積極闡明普賢行。同樣是大乘經典而以闡明般若智、無所得空為目的《般若經》,則自然以不同的立場來顯示。但是本經也並沒有離開般若智,般若空智始終在本經的根底流動。《華嚴經》思想沒有離開般若空智,於此意味下可說普賢和文殊有著不離的關係。文殊在本經以普賢的法界為背景,顯現成「信」的說主,智的文殊闡說「信」的所在必然是此「會座」的意義。

 

    智慧文殊接在普賢的法界後成為說法主來說明,馬上能使人明瞭「會座」移動的立意。

 

淨信與文殊

 

    「普光法堂會」出現代表智慧的文殊,來闡明淨信。於此可知本經之信的位置。信因智而清淨,智因信而深化,智和信於內在使彼此圓滿。從這點能肯代表智慧的文殊以普賢為背景,成為說法主,必然能說明信的意味,及展開說法的深刻意圖。

 

    雖然存有菩薩道從信位開始的見解,但在此應特別注意「信位」並未定義為菩薩的階位。本《經》以淨信之語來說明信,在信的根本意味中闡明淨信。淨信並非所謂菩薩道修道的初位,即使根據會座的順序與說法內容,淨信是以法界為背景的主要依止處,直接做修道的所依,法界和淨信內在一面保有主、客二關係,另一方面是一體的。淨信是使菩薩道存在的根本所依,不依淨信菩薩道之修道無以成立。因此可明瞭信在本《經》中不是「位」的,而是所依的位置。

 

    「普光法堂會」其內容有一.如來名號品、二.四諦品、三.如來光明覺品、四.菩薩明難品、五.淨行品、六.賢首菩薩品(舊譯)六品。就說明淨信的內容來說,自不待言具有非常完整而豐富的說法內容。

 

    法藏解釋此會六品為「說信樂大乘行」,洽當地將其作為展開修道之解、行、向,依次解釋為般若行、三昧行、大悲行,可以說這六品對淨信的闡明是非常齊全的。今若先順次略記其內容的話,則前面如來名號品四諦品如來光明覺品〉三品相當於佛的身業語業意業,即「名號」是佛本身,「四諦」是佛的教說,而佛的意業‧法身德確實能夠說是「如來光明」,於此自可明白前三品的內容就這樣成為信的直接對象。反過來說,前三品如來的意業具有使眾生產生淨信的作用,那麼後三品便是立基於此而說起的,即〈明難品〉正說信,持有信解的意義,可以說是最直接闡述信的一品,其次〈淨行品〉彰顯信行,最後〈賢首品〉顯示信證,因此能夠看出後三品最清楚明了本經所謂淨信的內容,在此意味下可以說對信仰問題的解釋就在此後三品和作為其對象的前三品自古以來便受到許許多多的華嚴研究者所深切關心。

 

    如此大概能夠了知此會座中的六品順序,但說主文殊解說淨信時把重點放在哪?要說什麼呢?經上先從文殊的與會說起,即文殊從東方金色世界不動智佛座下過來訪詣佛陀,菩薩眾——在其他九方同名「色」的世界,同名「智」的佛,他們座下各有各名為覺首、財首、寶首、德首、目首、進首、法首、智首、賢首的菩薩——也一起來訪,而開始這「會座」的說法。這與會的狀況顯示有本經特色的不限於此會座,以文殊為上首而來與會的菩薩世界、其世界的佛還有來參加的菩薩各各名稱都有他們自己的意義。以文殊為說法主而談淨信這件事,於其名字的意義上自然能夠馬上感受到那樣的巧妙表現,世界以「色」為名,佛以「智」名之,於中都意味文殊為說法主,尤其九方來的菩薩同樣都以「首」為名,示教著將展開的菩薩修道之「首」在於信。

 

因此文殊先介紹佛——信仰的對象——,即四天下各各世界各有無量佛,以佛名不同為例,顯示在無量的世界中佛名也無量。佛名無量意味那是因為佛德無量,從中了解到,因為佛名無量,故先以讚嘆佛德的方式以令眾生知道佛,知道這是第一說法——信的對象——。接著說起佛的根本教說——四諦——,在此並沒有要說明四諦各別的意義,而是強調四諦名字不同、名稱無量。

 

四諦品顯然欲令了知因為世人根機類別各有不同,所以四諦的名稱也必然不同,正也說明由於「能說的人名字不同」,是故「所說法的名字不同」。其中,不管四諦的名稱如何不同,四諦本身的義意並沒有變化。在此亦知是藉四諦名稱無量彰顯——信仰的對象——功德無量。

 

    以上由文殊先說明佛——信仰的對象——名號無量、四諦——佛的根本教說——名稱無量,了解到特殊的稱謂同時遍在,而其所相應的眾生亦無量無邊。接著〈如來光明覺品〉則根據佛的身、語二業,進一步具體開顯佛的意業。於此從如來的光明實際照亮三千大千世界說起,蒙光明照耀的文殊讚嘆佛的光明無量,說此佛光明才最直接是眾生信仰的對象,因為光明直接照耀眾生的身、心,使眾生產生淨信,清楚顯示此直接的光明才是現在信仰的對象最具體的呈現。文殊進一步更以偈頌舉出光明無量的十種佛德來讚歎之。

 

    法藏針對如來放光述意云:「教主身光照耀三千事境,文殊智光照耀理境,顯示法界法門重重無盡[1] 就像身光照事境,智光照理境的說明那樣,在事、理的關係中分別如來和文殊的關係,也可以說如來的光明中有文殊,身光即智光。在這〈光明覺品〉的最初提到:「爾時世尊從兩足輪下放百億光明,照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閻浮提、……百億色究竟天。其中所有悉皆明現。[2]於此說明二十五重放光,能表顯特殊的光景。特別是法藏解釋有關如來從兩足相輪放光的意義,舉出三義:初義、「表信為萬行首故[3],二義、「卑義,表信行最微故[4],三義、「本義,表信為萬行之本故[5] 從如來兩足相輪放光來特別說明教導信是萬行之首、之本,這是昭然若揭的。



[1] 據查法藏《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139 光明覺品〉無相合引文之句。可能是作者閱讀吸收

歸納的。

[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3 CBETA 2023.Q3, T10, no. 279, p. 62b16-25)[2] 天【大】,大【宮】

[3] 《華嚴經探玄記》卷45 如來光明覺品〉:CBETA 2023.Q3, T35, no. 1733, p. 172b2-3

[4] 《華嚴經探玄記》卷45 如來光明覺品〉CBETA 2023.Q3, T35, no. 1733, p. 172b3

[5] 《華嚴經探玄記》卷45 如來光明覺品〉:CBETA 2023.Q3, T35, no. 1733, p. 172b3-4


2023年6月12日 星期一

新書介紹:仏教信の問題

 

編者:日本佛教學會

語言:日文

出版年:1977

出版社:平樂寺書局

館藏位置(分類號)735

 

 

是佛教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去年在駒澤大學舉行的本學會的學術會議上,將此課題視為共同課題,於是各大學的研究人員從各自的立場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

 

這些成果煞費苦心,相當難得,因此決定將這些傑作集結成一本書,由平樂寺書店擴大發行,茲是特意向世人推薦之所以。

 

(以上譯自「日本佛教學會」的前言。

接著也嘗試譯出本書收藏的,作者山田亮賢的華嚴大作——華嚴教學中信的位置(pp.259-273)——

文分六小節,這次先譯出第一小節信的會座〕。

最後有全書的目錄。)

 

 

華嚴教學中信的位置

 

一、信的會座

 

《華嚴經》是大乘菩薩道的典型經典,有極豐富的內容。其秩序正統地展開,並保持一致性。又,不只是理論上闡明所謂的菩薩道的方式,更透過會座移動的特異方法,來建構佛陀說法的發展,大乘菩薩道的開顯因此自然而然地在會座移動的形式中進行。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大部《華嚴經》新、舊兩譯,在其說處、品數中,具有各別的特色,而和大乘菩薩的開顯順序,可以沒有太大不同。涉及這部《經》何以有如此嚴密的結構,存在著許多疑問,一直以來產生了種種說法。即使從片面的、常識性的觀點來看,文已經統一匯整了凸顯華嚴精神的許多單行本,集成現在的形式。令人不得不驚嘆其在結構上居然有如此的創意。

 

即使我們現在談到華嚴經中出現的問題,這個在這部《經》從頭到尾處處可見。我認為不應該單獨取一部分特定的經文,但現在在此,特別以信為主,只限於闡明其所表達的是什麼,換句話,是將闡明信的會座當作課題,那就談到所謂七處八會(舊譯)的「普光法堂會」。除了「普光法堂會」更有「普光法堂重會」,說法內容的展開和會座的展開共同含有意味深長的課題,今在此將重點放在第二會「普光法堂會」,想要確定此會座的特殊意義。第二會「普光法堂會」在初會「寂滅道場會」之後,都是佛陀在地上的說法,具有和說法內容相關而值得注意的意味。第二會後繼續第三會「彌陀頂會」,會座從地上移轉到天界,其說法的次第和位置自然而然地闡明了目前作為課題的信的立場。獨特意圖已從《經》的構造可知。

 

就這樣,第二「普光法堂會」就被夾在第一「寂道場會」和第三「彌陀頂會」之間,其說法內容將起什麼作用?從會座的移動、說法的進展可以看出已經有了內在的意義。在第二「普光法堂會」正要馬上開顯信的立場之前提下,自然要看一下與前、後會座的關係。根據初會「寂滅道場會」之會場的位置和內容,能看出這部《經》的根本立場和最根本的意義。佛陀「始成正覺」的時間和地點,被簡要的描寫,表達那裡發生了新光景,接著巧妙顯示:展開根本教說的是在序曲的氛圍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佛成道之最重要的意義。這裡凸顯著「寂滅道場會」開顯所謂「佛自證的法界」,如果沒有它,就沒有說這部《經》的根源。接著從這個根源,必然會出現「普光法堂會」。也就可以說「普光法堂會」存在於佛自證的法界中,並且意味是最初的自覺。「普光法堂會」被認為是和「寂滅道場會」同樣在地上,而會座移動具有展示其內部運作的重大意義。「普光法堂」位居地上的「寂道場」和天上的「彌陀頂」中間,就像在這二會中完成仲介的任務,這點大致可以被認可。此外,「寂道場」是內在為了顯示佛自証法界的自覺,「普光法堂」「寂道場」雖然都在地上,但是它們會所的名稱不同,不言可喻它們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普光法堂會」是對外說法運動的起點,因此「普光法堂」即實踐的道場,它與菩提道場」無異



🙏以下是本書目錄:






2022年12月12日 星期一

新書介紹:佛教漢文の讀み方

 作者:金岡照光

語言:日文

出版年:1989年

出版社:春秋社

館藏位置(分類號):653


後記

難得有一個研究課題像漢譯佛典研究一樣普及世界,但有尚未完全闡明之處。其原因有許多,現在以目前想到的,臚列數條如下:

首先是漢學,尤其是中國語文學與佛學之間缺乏互動。本書已經提到,佛經的漢文與所謂正統漢文——中國古籍所使用的文言文——相比,它們未必相同。佛經漢文有很多新的修辭和詞彙是隨著梵文或西域各國不同語言的湧入而創造的。然而,日本傳統佛學研究僅遵循傳統佛教教學,並未加以反省在佛教漢文中的中國語文學,而有草率傳承之嫌。也就是說,漢譯佛典不被視為外國經文,而只看成日本經典及日語的一部分,沒有加以徹底的反省去將漢譯佛典視為外國經文,視為外語。現在我們連研究漢譯最依賴的《大正新修大藏經》都可以看到很多誤讀、標點錯誤、基本錯別字、校對不充分(尤其是敦煌本等文本)。歸根究底,可以說《大正藏》現在或已經到了需要徹底重新檢視的時候了。近年再刊的《卍續藏經》也有必要重新校勘、解讀。即使在《大正藏》中,也有許多沒加反讀點的原原本本的經、論和律典,對日本佛教學來說,決不可取。因此,在重新審視時,有必要將古譯、舊譯、新譯,甚至漢語編纂中的各種仿經、詞、注之類因應每個時代背景的語言來作業。

我認為,近代日本佛學研究的主要來源是漢譯的一切經典,除了慈雲尊者飲光等傑出的梵文學者外,很少有以梵文及巴利原典為材料的。但明治以後,受歐洲學者們影響而開化的印度佛學研究與原始佛學研究並駕齊驅,以至研究巴利、梵文、藏文等語所載的經典成為主流,漢譯佛經則變為次要的。換言之,受近代宗教學洗禮的佛學,是對近代以前的佛學完全只依賴漢譯的反動,導致日後不公平地貶低漢譯,這種趨勢直到今天也沒有消失。筆者認為,現在正是摒棄這種成見,重新審視漢譯佛經價值的時候了。將漢譯與梵文原典直接對照比較,乍看似乎很科學,但絕不是正確的方法。這是因為在佛教東漸之際,缺乏考慮絲綢路上綠洲各國語言與文化的地理與空間,也忽略了現存梵文經文的抄本與新舊中文翻譯有顯著的來自新時代的歷史時間差。中村元博士在「東方人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犀利指出了佛教漢譯中所表現出的各種特點。渡邊照宏博士評述:

「現存漢譯大藏經無論從量、從質來看,都是最重要的。對日本和中國佛教來說自不待言,即使為了研究印度佛教,也是非常珍貴的資料……(《お経の話》岩波新書)

岩本裕博士在《每日佛語》中,進行了深入研究,並直接懇切且嚴肅垂教說:「沒有比漢譯更難翻譯的了,把它想得太簡單時,會阻礙佛學的進步。」為筆者的觀點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即使世界上出版的現代語的經文譯本確實是直接從梵文和巴利語翻譯而來的,但也應該有與漢譯本身一致的現代語翻譯,而不能只用傳統的訓讀來完成,是筆者多年的願望。因為漢譯不是梵本直譯,而是一種中國人的改編或半創作。

以上是從佛學的立場之所見與反省,接著要必須關涉到從漢學,特別是中國語言學的立場來反省。

可以說,被稱為漢文的文言文世界和被稱為中文、華語的當代中國口語世界,作為學術領域已經半分半離。容易被遺忘於山谷的是不合規則的文言文或舊口語的世界。佛教漢文可以說就處於這山谷中的一個容易被遺忘的領域。

如本書已經講過的,有研究漢文經驗的人,去研究漢文佛經的是少之又少,將佛典收錄到漢文教科書的的例子幾乎沒有。又,即使在中文教育中,大概沒有把佛典作為教材的。然而,了解中國文化之於眾所周知的儒釋道三教來說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即使從數量來看,用中文記載佛教的文獻也不只汗牛充棟了。此外,是否有人能夠完全理解中文的和中國文化的全球性知識?當然,在思想和宗教方面,有塚本善隆、牧田諦亮、道端良秀、木村英一、福永光司、山崎宏、鐮田茂雄、福井文雅等善友成績卓然,在文學和語言方面有入矢義高、水谷真成、澤田瑞穗、波多野太郎、太田辰夫、平野顯照、篠原壽雄等諸賢成績斐然,那都是稀有而珍貴的,但從整體漢學及整體佛學來看,還是微不足道。也就是說,發展漢譯佛典的正確理解及其產生的各領域的問題是今後要更加強的項目。此外,當然必須以跨——印度學、佛學、中亞研究、漢學、語言學等——所有學科領域的研究作為漢譯佛典的基礎。

本書只是出於這種意識和意圖而誕生的作品中的一個小著作。書中所提的詞彙和語法只是佛經漢譯的一部分,而音韻也只涉及極其細小瑣碎的現象。八萬四千法門中,直接收錄的,可以說只是九牛一毛。這樣的結果得出的結論恐怕只是孤證,恐怕充滿了臆測與偏見,關於這一點,本書只是提出問題的書。希望日後進行補足、修訂和添加。

本書本來主要是在《大法輪》雜誌從昭和四十五年二月到昭和四十六年十月間的二十回連載,又以「新佛教漢文的讀法」之名登載續篇於《密教講座》第一卷一號到十二號(昭和四十九年九月到昭和五十二年九月間)

只是由於雜誌連載的性質,而大幅修改受制約之處,並增加了第一章,改了整體結構,並附加參考文獻的列表,和當時連載的體材、內容上大有異處。非常感謝大法輪雜誌社的渡邊照敬先生,在《法輪》連載過程中給予慷慨指點和協助,這次又得到他允予轉載出版。

此外,我要向在這次修訂的出版物中給予我指導和行政作業上幫助的神田會長等工作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

另外,在連載原稿修改、澄清、校對和蒐集資料等方面,也得到了筆者的學生東洋大學東方學研究所碩士生川崎美智子的全力協助,在此加註以表謝忱。

(筆者 金岡照光  /館員 陳法娟 譯221213)

以下提供目錄圖檔:












2022年11月28日 星期一

館藏介紹:《業の思想》

 作者:佐佐木現順

出版年:1990年

出版社:東京株式會第三文明社

館藏位置(分類號):113.1


近來,盛行東洋和西洋的比較論。在這情況下,西方精神史—以折服人的方式—敘述從希臘到近代,而日本近代文化常常最後突然出現,我想知道為什麼日本近代文化突然聯繫到西方古代文化史的長篇編年描述中?

日本根本沒有參與西方的精神歷史,因此忽然從中帶出日本,其必然性難以理解。深切感到克服日本精神史與西方精神史的違和性是極困難的。

而日本的印度思想在本質上與之不同,尤其是因為日本參與了印度的業力思想。眾所周知,在業思想的發展史上,印度、西藏、中國、東南亞、日本等各民族的參與影響很大。綜合這些力量,成就了今日東方的業力思想。關於這一點,我想就以下三個特色進行說明:

一、首先要說的是:業思想不是外來思想,也是日本民族的思想。

二、此外,西方文化輸入日本僅限於科學文明,而且年代是新的。另一方面,精神文明並未落實。相對於此,印度的精神文明在日本的土地上已經孕育了一千五百年。業思想便是其中之一。而,業力思想——儘管它因被日本人接受的方式而產生變化——已經在日本人民的精神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

三、由於西方文明是由少數知識分子從上層引進的,因此很難與一般民眾建立直接聯繫。相反地,印度精神——業力思想——只藉由一些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的推動,便廣泛在庶民間紮根。這大概是因為日本人比起思想上的理性還更重視直覺敏感性。

 

在日本業力思想比起最初的佛教哲學,更於文學、宗教和藝術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利用。

 

不過日本人的接受方式也有問題。這是因為其接受的方式與其說是合理性,勿寧說是以感性來接受,因此變成忽視了合理性普遍性。其糟糕的例子是遺忘業力思想的合理性,誤解成宿命論的思想,亦即「因為是過去的業,所以沒有辦法」之斷見。

 

然而,如果回到業力思想的最初概念時,可以說「業是精神作用的思想」。精神作用被認為是相對於物質力用的能量。在印度稱之為能(śakti)

 

如果說斷見也是一種精神作用,那麼常見同時也是精神作用。因此,不管排除斷見和常見這兩個要素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可能接近業力思想的本質。

 

回過頭來看現代文化,最重要的不是恢復精神作用嗎?

 

西方,雖追溯到希臘哲學時代的亞里士多德,但他以科學方法將人類的精神力量與自然界的知性關係分開來,因而說自然科學與精神文化由此共存發展。這樣的分離不久導致精神文化本身萎縮了,落後於自然科學發展的精神文化並沒有經歷像東方的精神科學的過程,於是輕易地傾向基督教,而成為神學。相對於科學文明,反而關上精神文明的大門了。

 

他們試圖填補其精神文明的空虛,現在強調精神的重要性。對自然科學發達的西方社會來說,最重要的如上述,他們嚮往的正是恢復精神文明。

 

但是,把西方精神文明的歷史套用到東方來討論是無意義的,因為西方的精神文明只在東方所不知的地方發展。

 

 東方有東方的精神文化史。

 

在東方社會——印度——從一開始就處理精神文化,沒有像希臘那樣將對自然的知性與精神的力量分離。雖然這阻礙了東方自然科學的發展。但是,精神文明的問題也就是精神的問題,在長達五千年的歷史中不斷被探索。東方精神文明不像西方僅僅歐洲的土地,而是從印度周邊諸國擴展到遠東廣袤的土地,其間,各種民族文化受到鬥爭與合作之嚴峻的考驗而成長,沒有與自然科學相鬥的餘暇。

 

於是,東方在精神文明的建構中,以非常的高度創造了精密的體系,比西方精神文明成功。

 

但從現代世界的角度來看,問題也在此。造成(東方)自然科學知性訓練之闕如。是故,東方未來的課題是補足以自然為對象的知性,而不是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在東方是豐富的。西方如果想從自然科學恢復精神力量的話,東方則與其相反,東方則以精神的研究,作為自然科學的基礎。

 

東方強調自然科學的知性決非意味以精神來表示自然科學,反之,過分強調精神問題,而控制和限制(自然科學的)飛翔。賦予(自然科學)限制的必須由科學知性本身完成。

 

此外,東方歷史所累積的精神文明,也不應被輕率地囫圇吞棗。我們首先要追溯東方思想史,從中尋出普遍的合理性,接著,必須以科學知性來使其清楚明白。

 

以上就是我在這裡選擇業力思想說的原因。我認為業力思想正能夠經得起東方精神運動和西方科學知性的分析。因此,我希望與讀者一起探索人的存在結構和行為哲學。

 

 

                成一圖書館 館員 陳法娟譯自 作者佐佐木現順 的前言

 

 (不好意思!譯文中 業思想相當於業力思想 合理性相當於理性)

以下提供目錄圖檔,以方便讀者對全書有一個概觀: